延迟退休年龄最新规定,不要误读了延迟退休政策
14日，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介绍“十二五”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就时称，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，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。尹蔚民表示，经中央批准后，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，通过小步慢走，每年推迟几个月，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。(10月15日《京华时报》)
延迟退休如何操作、劳动人口会否下降、有没有大规模“裁员潮”，这些问题都曾引起舆论热议，如今尹蔚民都给出了权威回应，既满足了公众知情权，也能以正视听。其中，尹蔚民披露的“我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”这一信息，最受舆论关注，也最值得我们深思。
据悉，我国现在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，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之外，大多数国家都是在65岁、67岁。这组数据既印证了我国“平均退休年龄全球最早”，也说明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与多数国家相比差距较大。而披露“平均退休年龄全球最早”的信息，无疑为延迟退休改革进行了“铺垫”，以增加公众的理解支持。
换句话说，人社部是在告知公众，我国推行延迟退休很有必要。从“平均退休年龄全球最早”的角度而言，确实需要延迟退休，以便与国际“接轨”;再从“未变富先变老”、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、人口平均寿命延长等角度来说，也有必要进行延迟退休改革。不过，这项改革如何操作，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。
笔者以为，就“平均退休年龄全球最早”而言，对相关改革有不少启示：其一，启示我们尽早完善相关法律。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之所以全球最早，主要原因是过去相关法规确定的退休年龄不合理。那么，下一步不仅是制定延迟退休改革方案，更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确定合理的法定退休年龄。
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，男年满60周岁，女年满50周岁或55周岁，这一规定源自《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、退职的暂行办法》(国发〔1978〕104号)。显然，有必要制定新的退休管理办法，甚至有必要纳入《社会保险法》等法律。由法律确定退休年龄，可能比一个改革方案更有效力。
其二，这启示我们应该有效遏制“提前退休”。我国平均退休年龄全球最早的另一个原因是，不少公务员和国企职工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。这其中，有一些情况是确实符合提前退休规定，但另一些情况是，部分人通过非正当路径、特殊关系得以提前退休，然后拿着退休金却干着另外的工作。
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学者曾透露，各地提前退休现象普遍存在。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也透露，一个省“提前退休的比率高达17%之多”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不符合规定但却提前退休的这些“特权人”，不仅“拉早”了我国平均退休年龄，而且由于提前领取了养老金，大大增加了养老金负担，所以必须有效遏制“退休腐败”。
其三，这启示我们思考如何制定延迟退休改革方案。尽管我国平均退休年龄全球最早，但不等于人人退休年龄早，也不是意味着每个人的退休年龄都必须延迟，因此，最终确定的改革方案，应该对不同职业的人群分类改革。另外，对非公单位职工，最好是把延迟退休的决定权还给职工，即实行弹性退休制。
进而言之，最终确定的改革方案应该兼顾多个方面，包括广大民众的意愿、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、老龄化程度、劳动力资源等需要深入研究民意、吸收民意民智，并做好说服工作。
不要误读了延迟退休政策!
从国家层面看，延迟退休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;从社会层面说，为未来的养老增强了支付能力。
日前，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称，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，要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。
此言一出，舆论场就炸锅了。不少人反对。其实，客观分析一下就会发现，这其实是为了大家的根本利益。怎么说?
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，养老问题日甚一日。事实明摆着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老年人越来越多;挣钱的越来越少，花钱的越来越多。这一减一加，让养老金支付压力也是日甚一日。
养老保险，说白了，就是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“跷跷板”，这边高了，那边就低了。从咱们每个人自身出发考虑，就会明了这个道理：都早早退休了，吃谁的?
况且，老人的概念今时不同往日了。过去，人到50岁就发苍齿摇。现在医疗条件、生活水平提高了，70岁的人还能考驾照呢。所以，国家延长退休年龄的考虑，不是心血来潮拍脑门。
延迟退休，最直接的好处，就是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，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数。从国家层面看，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;从社会层面说，为未来的养老增强了支付能力;从个人层面看，大河有水小河满。
当然了，一项公共政策，只有在设计的起点上就包含公平的理念，才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。制定延迟退休政策，不能一刀切，必须考虑到劳动人群的地区差异、寿命差异、收入差异、职业差异等因素。
比如2010年，上海人预期寿命80.26岁，云南人预期寿命69.54岁，两地退休人口的预期余寿差异很大。如果延迟退休，势必导致不同人群享受养老金的时间长短各异，造成不公平。
因此，制定延迟退休政策，必须审慎，同时需要创造条件，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供给潜力，比如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