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党员领导个人学习懒政怠政心得体会3篇
懒政怠政心得体会(1)
国务院总理*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听取国务院出台政策措施推进情况督查汇报并部署狠抓落实与整改。会上，*严厉指出，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“为官不为”的现象，庸政、懒政同样是腐败。
*总理所说的“为官不为”的庸政懒政现象，在我国不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。对于庸官懒官，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“平平安安占位子，忙忙碌碌装样子，疲疲塌塌混日子，年年都是老样子”，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“占着位子不干事，拿着工资不出力”的“南郭先生”、“山寨领导”。
其实，在庸官懒官身上折射出“三大主义”。一是自由主义。*在《反对自由主义》一文中，为那些作风上存在着严重毛病的官员画了“像”：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;明知不对，少说为佳;明哲保身，但求无过”。庸官懒官早已将党纪政纪忘至脑后，自由散漫，将官场当作“快活林”。二是形式主义。总有那么一些官员，抱着“不求过得硬，只求过得去”的态度，“混”字当头，善做表面文章，欺上瞒下，敷衍了事，尸位素餐，庸碌无为。三是官僚主义。庸官懒官唯权是图，世故圆滑，衙门习气严重，他们心中只有自己而无群众，对群众的安危冷暖漠不关心，工作办法简单粗暴甚至肆意欺压群众。
庸官懒官之所以会存在，一方面源于某些官员政治素养和个人品质不高，他们将步入仕途看成是“谋位子、捞票子、混日子”，缺少执政为民的信仰和理念;另一方面源于选拔任用制度及监管追责制度的缺失，致使某些官员“心懒、嘴懒、手懒、身懒”。
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“致命伤”，那么，庸官懒官则是党和国家的“慢性病”，不管是“致命伤”还是“慢性病”，都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。庸官懒官不仅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，而且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。更重要的是庸官懒官的存在，会不停地制造着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。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，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“政治堰塞湖”。最终，任何一个偶然的事件，都有可能导致群众不满情绪的井喷，酿成不应有的过激社会行动，造成和谐社会的“决堤”，带来严重的后果，群众对此极为痛恨。
深化政治体制改革，推进政治文明建设，不能仅仅靠挂在口头上，写在计划里，印在文件中，得亮实招、出狠招。有关部门要将庸政懒政上升到腐败的高度，重拳出击、快拳闪击，让“南郭先生”、“山寨领导”们无处藏身。
在中央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、反“四风”的今天，*总理的“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”的当头棒喝，不知能否让那些还想游戏官场的庸官懒官警醒?
懒政怠政心得体会(2)
为官不为现象当然不是时至今日才突然冒出来的。只不过，随着改革步入攻坚克难、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，随着高压反腐的一路高歌猛进，为官不为的积弊和危害也逐渐凸显出来。
影响党和政府形象，伤害民心……这些后果是显性的，容易判断和察觉。为官不为的真正恐怖之处，在于它的危害往往是隐性的、潜在的，与乱作为相比，更难引起警觉;等问题浮出水面时，往往已经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。
就拿反腐来说，为官不为造成的隐性危害至少有二。
首先，养痈成患，最终酿成“塌方式腐败”恶果。山西就是典型例证。两会期间，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坦言，山西的严重腐败“是一坨一坨的”，“现在一查就是一帮，一动就塌方”。他指出，山西发生严重的腐败问题，主要有四点原因:一是党不管党，没有从严治党;二是没有从严治吏，权力失控;三是没有拧紧总开关，道德塌方;四是没有从严查处，养虎为患。四点原因，归结为一点，其实就是:党委没有负起主体责任、纪委没有负起监督责任;说白了，就是为官不为惹的祸。
其次，稀释反腐红利，给人造成反腐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的错觉。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指出，随着反腐力度加大，有的干部礼不收了、饭不吃了、红包不收了，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，该协调的也不协调了;原来托托人还能解决的事情，现在反而常常被无限期搁置。这种现象，很容易令人产生反腐遏制了乱作为，反过来却又助长了不作为的误解，让人感觉反腐并未给自己真正带来实惠，反而带来了新的不便。
为官不为给改革发展大局造成的隐性危害，也正在逐渐显现。
在两会前召开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，*谈到两种值得警惕的反常现象，都与为官不为密切相关。第一，从近年来审计情况看，发现有大量资金沉淀;一方面民生需求“嗷嗷待哺”，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却趴在账上“呼呼大睡”。第二，去年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左右;全国建设用地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%左右。“这种状况是多年来少有的”。
如果将腐败比作党和政府肌体上的明显硬伤，那么为官不为则是党和政府肌体内的潜伏病菌。正是意识到这一点，一段时间以来，*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: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，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!
懒政怠政心得体会(3)
全国人大代表、安徽省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总结出为官不为“五型”:“打盹型”，精神萎靡不振，遇事装聋作哑;“木偶型”，工作不推不动，甚至推而不动;“太极型”，有问题左躲右闪，遇矛盾上推下卸;“比划型”，用会议贯彻会议，以文件落实文件;“说唱型”，动口不动手，务虚不务实。
这描述的是为官不为的客观表现。那么，导致为官不为的主观因素又是什么?结合实践分析，四种不良心态值得警惕。
其一，畏惧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高压反腐成为新常态，“打虎拍蝇”战果丰硕。这在极大震慑腐败分子的同时，也让一些领导干部患上了“反腐恐惧症”:有问题的人惶惶不可终日，无心推进工作;没问题的人则抱着“明哲保身”的错误观念，把反腐倡廉和干事创业对立起来，不去推进工作。比如争资立项，以前是千方百计跑资金、全力以赴争项目，现在却以“风声紧了，要求严了”为借口，不跑不争了，甚至有些资金给了、项目批了，也拖着不落实甚至设法推掉。
其二，迷茫。当前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旧体制没有完全废除，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。一些领导干部不学习、不钻研，对新常态严重不适应，思想迷茫、行动失据，于是就抱着“不干事不出事”的心态，尸位素餐、等待观望。
其三，撒娇。正如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所说，过去，一些干部无利不起早，没利不当官;如今，他们对“新底线”“新规矩”表现出不适应，大谈所谓“为官不易”，“这其实是在撒娇”。现实中这种状况确实不罕见。一些官员眼看制度笼子越织越密、作风管束越来越严、违规成本越来越高，索性满地打滚、为官不为，该抓的不抓、该管的不管、该改的不改。
其四，顶牛。本届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简政放权，一年多来，国务院提前完成了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，一些地方行政权力最多减掉了近七成。简政放权，原本是既突出“放”又强调“管”，一些患有权力“依赖症”的官员却因为对“放”心怀不满，于是便任性地“一放了之”，以怠行职责的方式搞消极对抗，跟中央顶牛。结果是，乱伸的手缩回来了，监管的眼也闭上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