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早早我是演说家演讲稿《生命的尊严》

高考志愿助手

我们都知道,生命在本质上是脆弱的,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命运。但遗憾的是,我们既没有选择生的权利,也没有选择死的权利。

从2010年开始,我就长期与肿瘤病房结缘。肿瘤病房是我觉得待得最难受的地方,那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地方,我常常能看到光头的、瘦骨嶙峋的、眼神完全空洞的病人,哭着说:让我死去好了,让我死去好了。

我的妈妈,就在那样的地方,勇敢地与病魔作战了两年。妈妈去世前一个月,毫无防备的脑转移,使她突然不再认得我,她只会喊着叫着,说痛。几针吗啡打下去,即便进入了浅昏迷状态,她都仍然死死地咬着被子,甚至是手脚都被绑在病床上。那时候我心都要碎了。但令我更难过的,是妈妈大小便失禁的时候。她只要能有一丝清醒,能说一句话,哪怕都不知道我是谁,她说的话都是:“我能不能直接死掉。”我知道那是妈妈一生中最苦的时刻,一生中最没有尊严的时刻。

无奈之下,在临终病房里,我只能把止痛换成了比吗啡药效还要强80倍的芬太尼,那会使她看起来好受很多。而用上芬太尼的结果,就是导致深度昏迷。

深度昏迷的病人,几乎属于脑死亡的状态,因为只靠输液和能量维持生命,各个器官开始快速衰竭。在最后的时刻,病人会因为器官的衰竭导致无法呼吸,大口大口吸气,然后停止呼吸,再大口大口吸气,再停止。

那个过程,是家属很难承受的。所以很多家属都选择在器官衰竭但尚有心跳的时候,选择拔管。

我不想为妈妈做任何生死的决定,我希望她活着。但是现实就是,我必须为她做出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,为她做的决定。而那个决定,不是可以选择她生,仅仅只是可以为她选择临终镇痛方案,选择是否临终抢救,选择是否拔管。

作为女儿,签字画押的那一刻,意味着我亲手将最爱的妈妈送往死亡,这是一个死路一条的决定。我希望另一个世界,会让她再无痛苦。

后来我常常会回想起妈妈那些痛苦的时刻,回想起她的泪水,我觉得比什么都苦。我不想经历像妈妈那样痛苦的过程,更不希望像妈妈那样,到了最后时刻也没留一句话给我,我有太多太多的遗憾。所以我更害怕的是,自己毫无意识地死去,我希望至少,能在最后时刻,能留一句话,给我的儿子。

说到这里,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在鼓吹安乐死。但事实是,在今年年初,父亲进了ICU重症监护室,我做出的是另一种选择。

那时候我在广东,父亲在湖北。当时医生在电话里说:“如果现在插管,你爸爸或许有一线生机,但也很有可能因为插管太痛苦,在10分钟之内就没命了。如果不插管,不可能到明天。”

因为不想放弃一丝机会,所以我立刻做了插管的决定。第二天清早赶回老家,幸好他活着。而另一个跟他同时进了IUC的病人,当晚死于插管。这让我非常的后怕。爸爸在经历了86个小时的危险期后,苏醒过来,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对不起。”

无论我对我的父母做出了怎样的选择,无论结果是生是死,我终身,都会为做出的选择而内疚和痛苦,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另外一个人的生死。所以,对于同样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大多数人来说,我们或许终有一天,会面临两难的抉择。

一方面,走向生命终点前的挣扎,让很多人意识到有尊严的死去是多么的重要,就像因癌症去世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所呼吁的那样,“能不能不要再做无谓、无可奈何的、痛苦的挣扎,使病人有尊严地加速离开?”

但另一方面,如果允许安乐死,那么无论从法律、医学、伦理上,我们都很难去界定怎么样的情况才算符合安乐死的标准,而且生命的价值可能从此无处安放。

我想很长时间之内,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,我也给不出任何答案。死亡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在走向死亡过程中,我们所承受的痛苦,以及留下的遗憾。我希望,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决定自己的命运。我们不应该等到病人已经失去作决定的能力时,才由家属去做一个无论如何都会是错误的决定。

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美好地积极地活着,包括我自己。但是,如果我有那么一天,活着已经不能再让我感觉轻松愉快,我希望我能够有选择死的权利,我希望是自己去做人生中最后一个决定,一个会让我和我的亲人永不会后悔的决定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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